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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的话”——《学术一家言》自序

杜书瀛

我所谓一家言即说“自己的话”力避说“套话”之谓也 。

当然“自己的话”不一定说得”。依俗见“套话”保险;假如不按套路发言,而说“自己的话”,很容易出”。,在一定的时代,错话可能比“套话”价值。当年钱谷融违反当时的“套路”而大谈“人学”,触犯了某“套”天条,被批得狗血喷头;然而最终历史证明还是他的“错话”富有真理性。

也可能“错话”真错。那也没有关系,科学实验、学术研究常常是在“试错”中发展的——就此而言,这真的“错话”还是有贡献的。

“一家言”,不要求别人一定赞成。你说你的“一家言”,我说我的“一家言”,大家都说自己的话,和而不同,百花齐放,这是最好的学术局面。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老祖宗的话一字千金,受用无穷。

说自己的话,同说真话一样,看来是件容易的事,其实在中国的一定时期并不容易——特别是在遍地套话满嘴空话甚至假话连篇的时代。

方外之人或问:说自己的话怎么不容易?

答曰:因为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跟着模式说套话;时间稍长,成为习惯;久了,遂成自然。要突破固有的“套话”模式,实践证明,有相当大的难度。像我这把年纪的“过来人” ,都有体验。你不信?倘若翻翻近几十年来印在纸上、摆在书架上的许多或厚或薄的书,看看报刊上的某些文章听听大会小会上某些人的讲话自会得出一定的结论。积习顽固,不易改啊!改革开放以来,我的思想稍稍解放,逐渐试着说自己的话。

“一家言”还意着努力说自己的“心”得和“新”得

别人没有说的,你需要重点说或大说特说;

别人已经说过的,你就要尽量不说或少说(为了学术阐述的连接和承续,有些问题不能不略微叙及)

别人说过而自己有疑义的,你则要花费笔墨和口舌说清道明,努力辩出个青红皂白。

除了努力说自己的话,还应该努力写“活泼泼”的理论。

一提“理论”,总与“高深”“晦涩”“难懂”联系起来,觉得它有一副“不苟言笑”的“冷峻”的面孔,令人难以接近,甚至有点“可怕” ;更有甚者,觉得“理论”是教训人的教条和打人的“棍子”。何以如此?部分原因,甚至大部分原因,是在我们某些搞“理论”的人自己身上——是一帮“歪和尚”把“理论”的经给念歪了。

必须声明:我绝非置身事外而仅仅批评别人,我首先骂的是我自己——我何尝不是“歪和尚”之一呢,虽然我还未严重到“棍子”的程度。以往,包括我自己在内一些“歪和尚”的某些“理论”,常常“培养”和“训练”出一般人对所谓“理论”的“畏惧”情绪。他们遇见“理论”会侧目而视、重足而立。这是理论的悲哀。现在,我想痛改前非,祛邪归正。在写“理论”著作和文章时,我想尽量通“人情”(普通人之常情),说“人话”(普通人能够懂的话) ,做到通情达理;尽量恢复“理论”的活泼泼的生气,露出些笑容,把“理论”著作和文章写得不那么干瘪和枯燥。我想让读者知道我爱他们。让他们知道理论家不是“教师爷”,理论也不是“棍子”。我想做他们可以拉拉家常的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虽然提出“说自己的话、写活泼泼的理论”的主张,但我自己并没有做好。然而,我想做好。对我而言,这些主张,虽尚未至,心向往之。它们是我的愿景,是我努力的方向,是我前进的目标。在我有生之年,将照着这个目标往前走。近些年写的几本书,就是想说“自己的话”的实践。勉力为之而已。

本书所载篇什,也是我学着说“自己的话”,朝着这个目标前行而留下的部分脚印。

再强调一遍:读者所看到的拙文,只是我的“一家言”。我并不认为我的观点一定正确,一定符合真理。其他学者完全可以提出他们的“一家言”。

譬如,我提出“‘拨乱反正’,‘正’在哪里”的问题,就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十年文革,我们的理论思想都被四人帮搞乱了,把原来“正”的东西搞“歪”了,现在只要“拨”到以前的“正”上去,就万事大吉了。我说,不行。“文革”之前的“正”是真正的“正”吗?五十年代批“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正”吗?批巴人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王淑明的人情,“正”吗?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正”吗?总之,过去一直以为是“正”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正”了。甚至过去写在文件里的、作过决议的、印在书上的、权威的,也未必是真正的“正”了。退一步讲,即使在当时是真正的“正”,那么,它还适用于现在吗?那么,“正”究竟是什么?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先验的“正”,它也不可能现成地、先验地藏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某个地方、某本书中、某个人的头脑里,等着我们去寻找、去发现。世上如果有我们所说的“正”,它只能历史地存在于发展着的现实实践中,因而,它只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在实践中变动着的,根本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万古长存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历史阶段一切历史现象的“正”的模式和形态。检验现在正在进行着的事情是不是“正”、真“正”还是假“正”,只能靠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客观的历史实践和未来的历史实践,而不能是过去实践中已经得出来的结论,更不能是书本,不能是权威,不能是经典作家——哪怕是最伟大的经典作家。

再譬如,我提出建立人类本体论艺术哲学,认为我们以往的美学研究,大多数还是在旧的规范框定之下进行的,总觉得和当前急剧变化的现实,和正在发生蜕变、正在突破自身的现代人的生命运动,隔着一层什么。实践向理论发起了挑战,实践“背叛”了理论。新的艺术实践急切地要求艺术哲学进行变革、突破,要求建立新的规范、新的观念。我主张建立新的美学,这就是人类本体论艺术哲学。因为,审美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审美活动同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根本不可分离。艺术活动是人类本体论意义上的活动,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特殊方式和形式。人类本体论艺术哲学并不排斥以往各派美学理论,而是充分肯定和吸取它们的合理因素,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人类本体论艺术哲学将在开放中前进。这又是我的“一家言”,肯定存在着尖锐的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然而,即使我的观点不对,那也没有关系,学术研究是允许试错的。至少,我的观点可以供人们讨论、批判,或者可以供人们从反面进行思考、探索;况且,到目前为止我还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的。

再譬如,目前关于何为文学?如何给文学定义?”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本质主义的,追求文学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亙古不变的定义;一是打着反本质主义的旗号,否定文学可以定义。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我认为,文学虽然没有极终的永恒的凝固不变的本质,但是却有相对意义上的随历史而变化的本质;据此,在历史的现阶段,我给它的定义是: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进行的人类审美价值之创造、抒写、传达和接受。这个定义也是我的“一家言”。

再譬如,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马恩的美学思想很丰富,很精彩。其最突出的是理论关节点和核心在现实主义,即真实地描写现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到列宁,随着历史的发展、形势的变化,美学(文艺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列宁的着眼点不再是马恩当年强调的现实主义、写真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是突出强调“党的文学的原则”,即文学事业要成为党所开动的革命机器(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美学。列宁美学(文艺思想)的一个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它的民众性,眼睛向下,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鲜明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与以往美学中自觉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贵族性、精英性是截然对立的,这也是它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赞同和拥护的根本原因。就此,我要为列宁美学大唱赞歌。毛泽东是列宁美学最忠实且富有创造性的中国继承者、传播者、发扬光大者、发展者和积极实践者。毛泽东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文艺思想)论著首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产物。我把这篇《讲话》看作是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基本思想的中国版;列宁当年强调的政党政治美学的主要之点,毛泽东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老百姓容易接受的语言加倍强调出来。

再譬如,我认为:“全球化”与“全球化时代”,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勿宁说,它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全球化,人类产生以来就一直进行着,但速度极为缓慢。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但那时有“全球化”,却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至21世纪,电子媒介和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时代”大变样,世界才真正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什么?第一,“全球化时代”反对建“隔离墙”。全球化,就要打破阻隔,扫除障碍,实现全球大融通。“全球化时代”是空间界限崩塌、全球大融通的时代。第二,“全球化时代”反对“单边主义”。全球化,并非将世界“单边化”、“格式化”、“一律化”。“全球化时代”是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无限丰富多彩的时代,是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曾说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的世界。这是我对“全球化”与“全球化时代”的理解,属于“一家言”。

再譬如,我认为,从古到今,文学以这三种形态存在:口语文学、书写文学、网络文学。它们基本上是历时性的,但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时性——后来的文学形态产生或成为主流之后,以前的文学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