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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泉与我这些年

吴正

    当我提起这支沉重的笔来书写你的名字时,你从天堂俯瞰而下的目光能见到这一切吗?突闻此噩耗的痛苦真是太大太长久了。但最终,我还是释怀了,你临终时的瑞相告诉我,此刻,你已去了哪儿?

    第44期《悦读》杂志刚刚送达我的手中,之上,仍印有主编褚钰泉的字样。我拿着它,感觉温暖。温暖就如这些年来我曾无数次的握着你的那双柔软而宽厚的手掌一般。

    所谓人生祈求的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以及善终,佛学告诉我们,唯末后那项最为难得,亦最可贵。这是一扇透光的窗口,泄露出了亡者命终后的去踪。有人卧床十数年,煎熬折腾;有人贪赃枉法,锒铛入狱,死于惊恐中。但也有人洒脱而去,就像卸下一件外套般地自在轻松——褚兄,你便属于后者。不错,此举会令未亡人悲痛欲绝,彼等只是不太明了佛法所宣说的宇宙真相故,明者,皆悉知个中之奥妙也!

    我相识褚兄于三十多年前,其刚任职《文汇读书周报》后不久。第一次阅及此报,我随即便喜爱上了它。版幅上的那篇“阿昌逛书市”的滑体字小文,另配有一幅架镜骑车者的漫画像,据说,就是该报的主编褚钰泉先生。日后晤面,瞧瞧倒真有几分神似。自此,便起端了我与褚兄间的那段作者与编者,兄长兼挚友的长长的情谊岁月。

    那时的我,很热衷于在国内的报刊发些小文,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了《周报》,以及日后褚兄主编的那本《悦读》上。八十年代中后期,文汇报还在它圆明园路上的老大楼里办公。这是棟结构上佳的“租界”时代建筑,九楼的那层辟为“小餐厅”,专供领导及诸版面的主编们“背着手,踱进里屋,要酒要菜,坐下来慢慢喝(借仿鲁迅“孔乙己”之语义)”之处。而我每回自港返沪,那层楼倒也是我常去处。承蒙领导瞧得起,酒水菜肴招待,高谈阔论之余,常常喝得耳热畅酣,不无乐趣。

    褚兄是《周报》的主编,自然有去那里用餐的“特权”。但你却很少有在那儿见到他身影的机会。他的午餐习惯是去十楼的大食堂,与编辑们一起,端一盘饭菜,打一碗汤,匆匆吃完了,回办公室看稿去。但有时,他也会到这里来,兜个圈,问问何事找找谁。见我在,准会站下来,甚至拖把椅子过来坐下,与我聊上几句。问曰:最近有写东西吗?答:有。又说,别老给《笔会》了,也分两份给我们的那张小报么。我闻言,慌忙掩面摆手,做羞愧状:“贵报能让拙作面世,是作者我的莫大荣幸,褚兄千万别这么说,我担当不起……”而假如你邀他索性坐定下来,喝杯啤酒什么,再聊多会儿的话,他则会拒绝。他说,他没时间,还得赶回去看大样,诸如此类。背地里,他则会向我暗示(他从不明示任何事),有稿子合用就用,大家聚在一块儿,吃吃喝喝,聊長聊短的,没益处,那种风气也不好(八十年代末已说风气不好,哪到了后来呢?到了现在呢?)——再说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哪!可见,褚兄的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个性是与生俱来的,再五浊的世境也难以将其改造。而我,只是到了后来,才感受到了褚兄当年所说极是,惜为时已晚矣!

    《周报》后来越办越精彩,声名鹊起,好评如潮。全国乃至全球,凡有华文读者处,多有此报的流通。再后来,一晃二十年,褚兄到点退岗,续而转战去了江西,重起炉灶,办了那刊《悦读》,再度将其修理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内外闻名。期间,褚兄倒也常有来向我约稿,唯我已开始专注,继而更迷恋上了小说创作,随笔已很少涉猎,故未能遂其愿。然而我却向他推介了京城社科院的李兆忠、李建军等若干优秀的思想型学者,并依其连带,遂令《悦读》的版面上出现了一批新面孔,呈示出一番新气象。如此一支中生代精英旅的组建,我私下里自诩也有点儿功不可没的意思,我以此为欣,以此为慰,以此为悦,以此为荣——唯此等均属后话了,打住,再往前说去。

    时间流啊流的,就流到了世纪末。那场“亚金风暴”,来势汹汹,席卷覆盖处,整片东南亚东北亚,各国诸地,断垣残壁,哀鸿遍野。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于外,而我家也没能。期间,家庭关系巨变,昔日之温馨与恩爱,荡然无存。我则罹患了严重的焦虑型抑郁症,拖着條病身,每日还不得不去公司处理日常事务,且还找不到一个能与你分担交流的对话者。世界于突然的一刻向我关上了所有的门窗——总算还留有一道缝隙。

    我往上海打电话,以求缓解。其中,褚兄便是我乞援的对象之一。其实,我翻来覆去说的话也就是那一两句,有时,一日竟要打五六次之多,短则十分八分钟,长的要一两个小时——我已全然无法顾及对方的感受了。然而褚兄却永远耐心地听我诉说、劝我。他之劝語其实也同样是那么几句,但,它们却將我从死亡的边缘线上给拖了回来。他说,在当时,其实,他自已也都给搞懵了,不知何故?何为?他将此事告知于妻子琳琳。琳琳说,她知道这种病,她的一个澳洲同学就曾得过,每天来的长途,几乎要将手机都给打爆……她要褚兄一天24小时都将机子开着。“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哪!”她说。此话,后来褚兄从替我瞧病的那位精神科周医生处也同样听说。原来,善良的褚兄总盼望我能重圆破镜,再续前缘,背地里就去询问了那医生。

    “使不得”,医生直言告白其曰,“唯在老吴这桩病案上,万万使不得!……现在最大的期盼反而是,老吴能挺住,活下去。若然,将来总会有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日。但,这不容易……”褚兄明白了事态的严重,遂作罢。至于再具体说了点什么,褚兄当然一直是守口如瓶。只是到了后来,有一回,也不知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他突然笑道:“周医生那時说了,褚先生,您能这样做,真是功德无量哪!……”当然,那已在十多年之后了,届时,我巳回上海定居,病情也都基本稳定。

    唯我之厄运并未因“亚金风暴”的过去而过去:2007年,与我相依为命了六十载寒暑的老母亲摔了一跤,生命垂危。我日夜守候其左右,心焦如焚。稍见消停的焦虑症,遂又死灰复燃。见者无不搓手顿足,然又相助无门——用词有了点儿小小的偏差:所谓“见者”,无他,其实也就是包括褚兄在内的一两人而已。

    年近岁末,在问明医生说老母之病情暂称稳定之际,利用空隙,我买了张12月18日离沪24日返回的双程机票,打算先行处理些公司年终的事宜,而后再说。12月22日,冬至晚。我正与一美国访客行于街上谈事,他的手机响了。他按下键来听了听,随即递给我,说是找我的电话。这如何可能?因为这不符合逻辑。我心头一沉:坏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接过电话,对方是大女儿的声音,但我什么也听不清楚,耳中一片“嗡嗡”声,只捡拾到了“……上海来电话……”这五个字。在旺角的西洋菜街上,我整个人几乎瘫软倒地。我挥停了一辆的士,爬进车厢。

    “许边(去哪里)?”

    “许边?——随便许边。”

    “什么?”司机掉过头来,他以为我喝醉了,“先生,请你下车。”

    我这才稍微清醒,道:“回家。”

    “家系边(家在哪儿)?”

    “太古城。”

    那人嘀咕着地掉转头去,车便开动了。

    这是当年,发生在台前的我身上的那幕人生戏,幕后之事,我是在数年后的上海才知晓的。那个丁亥年的冬至日,时近傍晚。母亲开始气喘。初不以为事,但愈发严重。七点开始抢救,九点病危。家里的那位专事照料母亲的保姆急慌急懵了,她医院家里家里医院,奔上奔下奔下奔上(好在静中心的住院部就在我家对街,两分钟内即能步达),一小时内竟有好多回。她是去家中等电话,打电话。打去家中与公司的电话均无人接听:公司已經下班,没辙。唯她不晓,在香港,冬至是节假日,她们母女仨都出街外歺去了。而我又没手机,手机畄在了上海。她于是便想到了褚兄与老张,我那兩位硕果仅剩的好友。闻讯,他们都赶了來。但,但怎么呢?他倆大眼瞪小眼,也都无计可施。就在此时,灵异之事发生了。九时半许,保姆再次跑回家时,一进屋,就发现有一张她从未见到过的小白纸片,搁在了歺桌的当中央,之上,用园珠筆匆匆写有一行很长的电话号码。她也不假思索,隨即先拨了个香港区号(她与我在香港通电话时,常用此号),而后再将那个号码拨了出去。而对方接听电话之人竟然是我的大女儿!大女儿用结结巴巴的上海话对应着保姆口音浓重的浙东方言,但事情总能说明白的。接下來的问题是女儿如何才能找到我,她的那个没有手机的父亲呢?多少年后,当我与女儿们再度恢复往來时,她告诉我说,她突然就在她手机的储存库中发现了我的那个还带点儿亲沾点儿故的美国客人的家中电话,也不知是何时存进去的。她打去了那儿,手机便漫遊來了香港。于是,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再说回上海,说回当时去。

    载我的的士把我送回香港的家中。我用我六十岁的当父亲的蒼老之声,哽咽着,央求女儿们能陪陪我。我说我已經崩溃。但,没成。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去香港的家中。我狂奔出大厦,奔进了香港漆黑的夜空里,分不清东西南北。地处亚热带的香港,在那个寒冬的深夜,一样是阴风沁骨 ,叫我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我回到了自已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我搬出了一大堆的聖器——耶苏像、十字架、聖經、赞美诗集。那时的我,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笃信了Christianity近四十余年——摊滿一桌,而自已则硊在了地上,呕心嚦血地祈祷了起来,脑海中则一片虚无与空白。突然,漆黑一片的虚空里,出现了一道白光,光亮里是那行数字:13162515006。这是个我铭刻于昔,铭记至今,並将永久铭记下去的电话号码!时间是在2007年12月22日深夜11点45分左右。话綫的彼端传來了褚兄的那把平稳、但略带沉重与疲惫的声音:

    “喂——”

    我说:“我……我……我我我”,但我“我”不出任何言语来。

    褚兄听出是谁了,埋怨道:“怎么到现在才……”但隨即掐灭了话头,转而言,“你先别急,千万别急!……我就在你母亲的床边,现在正搶救,我不断在她的耳边说着:你的儿子吴正正在赶回来的路上,伯母你要坚持住,吴正他正在赶回来……我一直在说,我想她能听到……这样吧,我把手机开着,移它到伯母的床前,让你可以听清楚一切搶救的过程……”于是,电话筒里便传来了杂乱的吩咐声、命令言、催促语:“心脏起博器”,“呼吸增压机”,“加大肾上腺素输入量……加大……再加大!……”,等等。但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就听得褚兄说,还有一件事,他不得不在现在就告诉我:“因你不在场故,我已代你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我说:“哦。”当时我的听觉、视觉已經是一片模糊,我不知自已身处何种时空:香港上海,阳间冥界,天堂地獄?

    “喂,喂,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喂喂……喂喂喂——!”这是褚兄的声音,但这已似乎是到了下一个世纪的另一个时刻了。我说:

    “……我,听到了……”

    “现在情况开始好转……好转了!心电圖有了曲线的波动!……”一下子,我清醒了过來,看了看錶,午夜十二时另八分,冬至夜刚过。

就这么惊险与神奇!我是在淩晨二时,褚兄离院回家前与他通那最后一只电话的。他说,伯母今晚已平稳入睡,你得赶紧回來!……明早赶第一班机……

我説:“是。”

    我隨即掛断电话,抓起了一件外套,奔出店门,喚了辆的士,直奔70公里外的赤猎角机场而去。我在机场的皮革座位里蜷缩了数个小时,终于搭上了第一班飞往上海的“港龙”航机。7点15分离港,十点半,我已站在了仍处于半昏迷半睡眠状态中的母亲的床前了。

    后来,褚兄才告诉我说:其实你在打电话时,伯母她己經走了。我只是不敢说,而医生所做的,仅限于尽人事,好让你在话筒中听到他们是如何竭力搶救的全过程。或者说,他们想,这也不失为是另一种送终的方式?但你那执着、坚强的母亲却不肯,她硬是向阎罗王乞求多了兩周的寿数——而这兩周正是她此趟生命旅程中,肉体与精神遭受最痛苦折磨的兩周,但她心甘情愿,一是为了能与你在这尘世间再相处多几日,二是也可以让你能尽多半个月的孝道,她以她痛苦的代价減缓了你可能会承受的永久的心理煎熬与悔疚。“你母亲爱你哪!”这是褚兄的结论。而我觉得褚兄所言恰如今日里,最尖端的激光定向导彈,精确地命中了那个埋藏于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心理目标和感情痛点。

    2008年1月6号清晨,96岁高龄的母亲离世,大殓从简。11日入葬位于无锡近郊的公墓,我父亲坟位的邻穴。那日大雨滂沱,与公墓管理处联系停当后,我包了一辆出租车,往来於沪锡间。我手捧骨灰盒,一个人站在了医院骨灰寄存处的大门口。九点正,在迷茫的雨絲中,我见到褚兄远远地向我走来,手捧一束马蹄花。那束洁白的马蹄花啊,别说当时我的淚水混合了雨水流淌了滿面滿颊,就于此刻,运笔顿处,我之泪滴也一样扑簌簌地掉在了稿笺上。他用白马蹄送走了我的母亲,但我的那一束呢?我心痛如扎!我决定要在琳琳稍拾心情的第一时间,就去向她问清褚兄的安息处,我要将那同一片洁白献于他的碑前。並告诉他,在他走后我的心情……

    再将事情的經过说下去。

    从来就是个无神论者的褚兄,此回竟然替我査了老皇历,说是那一天正午12点適值入葬的最佳时刻,这与我从香港公司打探来的情况完全一致。我说这一路下雨的,如何能有保障?褚说,如能最好,如不能,宁早勿迟。而这,亦与我之所知相吻。车在雨中急馳,临近无锡时,雨势更大更猛更密,都快接近“红暴”级别了。看看手表,时近十一点四十分,我心焦虑。但褚兄安慰我说:故妄听之,勿妄信之……到“梅园”了,十一点四十五,离公墓咫尺之遥。偏于此时,的士司机还认错路牌,绕了两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公路上。褚兄了解我的心情,將一只手按在了我的肩膀上,道:稍安毋躁,一直一拐,莫非前定。迟了些就迟了些,心到便是了……十一点五十二分,车至山腳下,我跨出车厢前,雨势骤然減弱。我捧着骨灰盒,沒了命似的直奔山颠而去。五六十级台階,竟在我的腳下二分钟就跑完了。就见兩位着雨披的杵作工正收了铲子,准备下山。見我跑上来,便说,刚才雨势如此之大,想必入葬也无可能,再说冥钱也烧不成……。正说时,雨停了。说时迟那时快,我飞快地除去外套,脫下了那件贴身的棉毛衫,趴在地上,将空穴一抹干浄,顺便将內衣垫在了穴底——这叫暖穴——然后再将石盒恭敬安放于其上。我边穿衣,工人们边往里填土,而此时,身材略显肥眫的褚兄正由我的好友老張相扶,一路爬上山来了。泥土填平了,当那最后一铲土盖上時,我才想起了看表。就当我之目光接触到腕表表面的那瞬间,时分兩针早已合並在了12字上,而秒针也恰好于那一刻“嗒”地镶入其位,遂定格成了三针合一之势。我惊讶无比的转过臉去,肩头上,見到的恰好是褚兄的那張汗水加雨水的面孔。他满臉盛开了一朵灿烂的笑容花:“是啊,我都说了,是怎么的总是怎么的,伯母她,有灵性……”

    伯母倒真是有灵性,起步下山時,雨势又开始大了,须臾,即作倾盆状。而且比前更甚,大有要将刚才给挡住了的雨量全都给补上的意思。进入车厢了,人人都涝成了个“落湯鳮”。褚兄与我坐后排,抹着一臉一身的雨水,他与我说:“好有佳遇,恶有歹报。蒼天在上,一切看得清楚而明白。”

    我说,是啊,感激上蒼,也感激你,褚兄……

    褚兄就是这么一位長兄、良师、真朋、益友。君子礼谦,温润坦蕩,诚信而守笃善,無私更添务实。活着時,他不愿与人,也不愿被他相助之人,说事太多。我尊重其愿,多作沉黙。現在,他走了,我和盘托出,也能让人们知晓他为人处世之月亮背面的故事 :而所说之事,自始至末,件件如珠,处处见玑,毫无虚饰、浮夸之理、之憾、之缺、之理也。褚兄在上,明我所言。且時至此刻,还有谁斗胆打妄语,写虚构小说之类来亵渎褚兄在天之灵耶?尽管说得都是美事、好事,然而一生诚实、嫉恶如仇的褚兄是不会喜欢谎言的编造者的,这既是他做人的原則,也是他当编辑的。

    综上所述,均为鈺泉兄如何理事处世,待人接物的一面。而他,当更有他治学尽职的另一面。只是碍于篇幅过長故,再说,彼之办报编刊的宗旨与尽责诸亊迹,早已为人熟知乐道,评介称许,故无需赘言。我袛从我的角度,说点与我有关之事,以资佐证、再证以及深证。

    那是在2003年的11月份,我的第二部長篇《長夜半生》(繁体版名:《立交人生》),在我重度抑郁症阴霾的笼罩下,以半当创作半为宣释的景况之中完成了。那时的我,正处在一个天地混沌,穹壤不分的精神状态里。我写了,但並不太清楚自已写了些什么和怎么写的。我活在了过往岁月夢影般的碎片里。我将一厚叠稿件都寄去给了褚兄看,三天后,我接到了他的来电。他说他已阅完,感觉捧极了!“好書,好書——吳正,恭喜你!你突破了,也把路给走通了。你突破了传统,也突破了你自已!”其言语之兴奋,就像他无意中捡拾到了一件宝贝;或者说,这书不是我写的,而是他自已写出来的那般。又问,你还将稿件寄给谁看了? 我说,上海文艺的先法兄——我想在他们那儿出书。他吟哦了一会,续而道:别再给多他人了。境外之事我不理,也理不着,我指的是国内,尤其在上海……我茫茫然然地漫应着,那时节,我病得很重,所有的印象都不着边际,犹若星球们漂浮在漆黑的太空里。

    三个月后,果不其然,因为种种缘故,我不得不从文艺社撤稿。事至此,该书的出版事宜,我都委托给了钰泉兄接手操办。他尽力而为之,询问了若干处后,最终決定放在了云南人民社出,该社的项万和,李锦雯以及《大家》杂志的诸编辑都是从前褚兄在办《周报》時的老朋友老关系。去昆明签约的那一天,褚兄郑重其事(他平时说话都笑咪咪的,很少见到他有如此神情凝重的时刻)地告诫于我:对谁都不要说起此事——我是说,具体别说出是哪家出版社。我虽有些困惑,但仍点头示知。而之后的事情便发展成了真有不少几个“好心人”问及此事。关心关怀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虽有所感,但不为所动。我含糊地说了个北京的方位,便隨即有人追问:哪家社?答:人民文学。事隔半年又问,出了没?说,换社了。換哪家了?作家社。又是半年,再度探询:还没出?难道又换社了不成?答曰: